7月8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9.8%。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器”“加速器”作用更加凸显。产业数字化继续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引擎。
近日，“数实融合新趋势”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中国财政科学院院长刘尚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陈龙、阿里研究院副院长安筱鹏、阿里云技术战略总监陈绪等参加了本次研讨。
（刘世锦在“数实融合新趋势”研讨会发言）
数字技术正在加速与实体经济融合，数字经济或将成为未来最主要的经济形态。刘世锦认为，数字技术从一开始就是和实体结合的。没有数实融合，数据发展不起来。实践中，数字经济与生产过程结合呈现几个显著特征：一是，数字技术应用到实体经济，转化成数字经济需要三个关键要素：信息密度的增加，网络式的连接，空间、时间的优化；二是，数实融合上一阶段是消费，下一阶段进入生产；三是，深度学习、区块链技术等在数实融合中作用越来越强。
在刘尚希看来，数字经济会成为未来主导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各个产业数字化的过程。现在就应瞄准数字化，“以数字化为主导，以工业化为基础”，抓住目前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抓紧将各个产业切换到数字化轨道。中国经济的数字化程度已经接近40%，要像衡量工业革命一样衡量今天的数字化。
安筱鹏结合最新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指出，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45.5万亿，由两个部分构成：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8.35万亿，产业数字化37.18万亿。从统计的角度来讲，数字经济本身就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尚希在 “数实融合新趋势”研讨会发言）
数实融合正从消费迈向生产，科技公司提供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将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樊纲认为，目前为止比较成功的数字平台，绝大部分都在消费端，无论是支付、网购、外卖、订车或者是社交，已伴随十几亿消费者成长为重要市场力量，现在技术开始走向生产端。但是，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进程仍比较滞后，与国际相比更是如此。其中有硬件问题，企业要衡量物联网硬件的成本收益；其次，数字化改造在一定意义上是企业结构、组织形式的变革，数字科技企业能否提供成本较低的解决方案，是制造业企业能否积极拥抱数字化、成功实现数字化的重要因素。
对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制造业比重下降问题，刘世锦认为，制造业比例不能下降过快，但也要避免仅将“制造物品的部门”认为是实体企业。事实上，这样的实体企业，中国不仅不缺，反而过剩。现在实体经济中真正有竞争力的，其实是被数字化改造过的企业。
樊纲则提出，中国应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现在所说的数字技术，就是生产性服务业，服务谁？——服务制造业，服务实体经济。类似阿里巴巴这样的数字技术提供者，正在为制造业提供生产性服务，而且是专业性的服务。这来自于长期的积累和不断的研究。
黄益平从平台经济的角度分析指出，平台将从整合消费者走向整合生产者。平台经济从90年代发展至今，是迄今为止中国少数几个一直紧跟国际经济技术前沿追赶的领域。这些平台在过去主要整合了消费者，将来很重要的新内容是整合生产者，在不同的生产者之间形成不同的组合。
日前，阿里巴巴发布“2022数实融合趋势观察”，为业界提供了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五个新趋势观察。这份报告指出，数实融合正从消费迈向生产、从餐桌走向土地；从大企业到中小微企业，从数字化转型到天生数字化；同时，数字化与低碳化开始孪生发展。总体上来看，数实融合呈现三个阶段：在1.0时代，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简单相加，数字要素开始零星渗透进实体经济；2.0时代，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相融，许多领域出现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引领式发展；3.0时代，所有行业发展都受益于数字技术推动，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数实融合的时代，是一个可以让中小微企业更有竞争力的时代。阿里巴巴副总裁陈龙认为，数实融合是数字化下半场必然的趋势，本质上是从价值链环节到全价值链数字化的进程。过去，因为追求规模化、标准化，小企业竞争力有限，但在数实融合阶段，通过个体和平台的共生，很多新物种崛起，形成了 “小而美的竞争力”。这种“小而美”和平台共生发展，这是与工业革命不一样的特点。
樊纲提出，在生产性服务产业里，要让大企业提供更综合性的解决方案，为制造业数字化贡献力量。他提到，近年来部分经济学家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论证：千百万个小企业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不一定是最优的、最有效率的市场结构。主要是因为小企业的价格竞争确实可使最终消费者的成本下降，但可能会因此缺少创新。因为微薄的利润，让小企业没有能力投入创新。
那么大企业的创新如何惠及中小微企业？陈绪提出，数实融合有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普惠。大公司拥有众多研发人员，可以享受高质量的技术平台，小规模的创新企业由于缺乏相关的资本投入，往往处于劣势。今天依托像云计算这样的平台，不同规模的企业所享用的技术水准是完全一样的，这更加有利于创新。比如，钉钉上承载着2100万的企业用户，产生了350万应用，支持着超过50%的专精特新的企业，它为这些企业提供的技术底座是一样的。从这一层面来讲，数字技术是有利于微小企业创新的。
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是未来发展空间所在，是国家安全所在，是国际竞争力所在。刘尚希指出，数字化的规则就是未来全球治理的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化不仅仅要高质量，也要高速度。安筱鹏提出，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在数字经济领域形成了四个第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互联网大国、全球最大的社零总额大国、全球最大数字消费大国、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数字化将把这四个大国优势作为一条主线串联起来，形成叠加效应，聚合效应和倍增效应。消费互联网能力的提升，对消费者需求的精准洞察传递到制造端，为营销、运营、产品创新、智能制造、渠道管理作出精准的预测与决策，这将使中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继续保持优势。
更进一步说，数字经济本身没有边界，甚至没有国界，需要规模效益才能带来竞争优势。樊纲强调，如果人为设置过多障碍，反倒限制了发展。再进一步，中国数字经济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占比，与GAFA（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相比，仍需追赶。这两年，从大平台企业市值到独角兽数量，中国开始落后于人。不论是创新还是国际竞争，都应该更好鼓励大企业健康发展。
对于大企业的边界与责任，专家们也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刘尚希指出，数字平台是数字经济的微观基础。应支持、鼓励数字平台，夯实数字经济的微观基础，支撑数字化。在这个基础上，再推进我国社会的数字化以及政府的数字化。黄益平分享了一年多来平台经济课题研究的基本结论：当数字技术应用到经济当中后，不能简单用传统的经济理念、政策理念看待新问题。反垄断在石油行业和在平台经济中不是一个概念。这是因为：平台经济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效应，不能简单以市场份额论，更应关注“可竞争性条件”。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本来就是规模经济，如果当企业规模足够大就开始反垄断，按传统做法分拆，那这个行业基本上也就没有了，国际竞争更无从谈起。
与会专家认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要靠创新，而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是支持创新的重要力量。对于当前部分国家对数字经济浪潮来带来的冲击持非常戒备的态度，刘世锦从技术变革的历史出发，指出——当火车替代了马车，如果只顾及马车，火车还开不开？高铁出来以后，绿皮火车自然就变少了，因此社会进步是挡不住的。经济学界经常讲“创造性破坏”，当创造性破坏发生，几乎对所有人带来好处。这个过程也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短期来看确实也有输家和赢家之分，但最终会推动进步。
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企业正深度参与实体经济数字化进程，为各行各业提供创新的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对此，安筱鹏提出了“时间减史”这一概念。他表示，数字技术对创新的贡献有四个方面非常重要：用户深度参与、低成本试错、高频迭代和数据驱动。基于数字孪生的模拟，人们正在构建一个通向零成本试错之路的新的模式。过去要把高铁生产出来，从100公里到200公里，要不断实地验证，保证电压、电流稳定安全可靠。今天，虚拟的高铁可以在虚拟的京沪线上运行，大幅度提高了验证效率。同样的，近年来有一批传统行业中的数字原生企业快速崛起。对阿里巴巴来说，过去五六年时间里，像盒马鲜生、犀牛智造、羚羊在崛起，数字原生企业重新构建了一套新的技术架构和解决方案。
可以看到，数字技术为创新带来了一种新的革命，安筱鹏将其定义为“时间减史”——创新的频率变得越来越快。从阿里云给很多企业做的案例来看，新品孵化、分销与运营的分析周期，以及创新闭环的周期都被极度压缩。今天企业的竞争是高频竞争，实现了各个环节的提速，是企业竞争的法宝，也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法门。
产业数字化已成不可阻挡的浪潮，企业应牢牢把握数字经济的时代机遇。对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刘世锦表示，或可设定实体经济数字化率目标，实现实体经济百分之百数字化。刘尚希认为，由于数字技术的通用性、非竞争性和非实体性，将带来深度渗透、要素共享、跨界融合，未来整个经济社会的组织方式、生产生活方式都将以数字化方式存在。黄益平则表示，就像工业革命早期人们会用“蒸汽机经济”，但今天不会再讲这个概念。展望未来，当所有行业都数字化之后，或许“数字经济”这一概念也将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