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科技竞争范式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关键核心技术已成为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标志。我国在高端芯片、工业软件和航空发动机等关键领域与西方发达国家仍存在技术代差，传统的科研组织形式难以适应当前创新周期压缩、学科边界融合、技术路线多元的新特征，如何构建国家战略主导力与市场主体创新力深度耦合、基础研究支撑与应用转化贯通、要素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适配的新型举国体制，既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关键抓手，更是决定中国能否在百年变局中赢得主动的核心考题。
一、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发展态势
(一) 战略布局与制度支撑体系持续完善
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战略规划-政策配套-法治保障”三位一体的制度框架，为技术突破提供坚实制度基础。战略层面，中央深改委专项意见细化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路径，明确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的战略方向，力求突破欧美封锁。政策层面，构建多元化的政策工具箱，结合财政引导基金、税收优惠、科创板融资等手段，为关键核心技术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法治保障体系不断完善，明确“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的战略地位，立法支持国家财政建立稳定支持基础研究的投入机制，完善知识产权法规，建立核心技术专利的优先审查机制，强化商业秘密保护，为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提供了法律支撑。
(二)研发攻关与战略力量体系优化重构
科技创新组织体系战略性重构，为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障。通过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建立决策、协调、执行三级指挥体系，强化对关键核心技术的有组织攻坚，有效解决条块分割的问题，有力推进各部门能够协同作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的全面优化，为关键核心技术的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以国家实验室为核心、全国重点实验室为支撑、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基石的梯队体系初步建成。央地协同网络的构建，实现创新资源的跨域整合与高效配置。通过国家、省、市三级任务承接机制，确保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落地实施。区域创新共同体的建设，如京津冀“一核两翼”、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进一步促进区域内创新资源的共享和协同创新。
(三)重点领域突破与生态体系加速成型
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以新型举国体制为基础，以科创企业为创新主体，以市场化为运作机制的协同范式成效显著。航空航天领域，政府主导的大型项目推动航空发动机、大飞机核心系统等关键技术的突破。区域层面形成差异化实践模式，进一步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的发展。粤港澳地区通过“链长制”推动企业主导攻关，逐步实现光刻机、刻蚀机等关键设备的国产化替代，重点突破集成电路等领域的核心技术。创新生态的持续优化，为关键核心技术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通过“揭榜挂帅”机制，激活社会研发力量，构建科技企业梯度培育体系，进一步强化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中的主体地位。依托科创板等资本市场，打通技术转化通道，推动了人才、技术、资本要素的市场化高效配置。
二、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需完善新型举国体制
(一)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市场需求脱节，新型举国体制市场协同机制有待充分激活
相较于传统举国体制依赖行政指令的资源调配方式，新型举国体制更注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创新。但当前，我国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部分产业链上下游仍存在各自为战现象，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信息壁垒”高耸，企业难以获取适配生产需求的科技成果，成果转化率较低。数据显示，中国前沿科技成果仅有10%-30%应用于实际生产，其中真正产业化的仅占20%，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差距显著。以半导体领域高端芯片制造为例，截至2024年，我国在14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工艺上与国际领先水平存在2-3代差距，多数原创成果仍处于对国外技术的局部改良阶段，暴露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市场需求脱节问题。
(二)关键核心攻关资源配置与激励机制失衡，新型举国体制创新激励效能有待充分释放
新型举国体制强调资源的精准投放与高效利用，以及通过多元激励激发创新活力。但当前，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资源配置与激励机制层面仍存在结构性矛盾。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总经费比例长期低于7%，2024年为6.91%，远低于美国17%、德国12%的水平，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不足5%，过度偏向应用研究的经费分配，与新型举国体制强调的“0到1”原始创新支撑相悖。同时，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平均3-5年的实施周期，无法满足EUV光刻机光学系统、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等需10年以上持续投入的关键技术研发需求，资源配置难以满足长期规划。此外，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滞后，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收益中，团队奖励比例普遍低于50%且需缴纳个人所得税，与西方灵活的人才激励机制仍存在差距，未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下人才联合体吸引、激励人才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与持续创新动力。
(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素自主供给短缺，新型举国体制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新型举国体制的目标之一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但当前，我国关键核心领域仍面临“卡脖子”难题，核心要素保障方面还存在不足。我国虽为全球最大芯片消费市场，高端芯片自给率却不足30%，光刻机核心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极紫外(EUV)光刻机技术长期未突破，2024年集成电路进口额高达3856.4亿美元。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电池关键原材料锂矿对外依存度达70%，钴矿对外依存度超 80%，战略资源对外依赖风险高。人才方面，半导体行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2025年芯片专业人才缺口已超30万人，表明当前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有效整合资源的效率有待提高，亟需发挥创新联合体在关键技术攻关、人才联合体在顶尖人才培育与引进方面的作用，以满足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对核心要素的自主供给需求。
三、以新型举国体制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建议
1、构建“泛在融合”的新型举国体制生态，精准聚焦真实需求。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在于“新”，其关键在于突破传统边界，构建泛在的新型举国体制。一是构建国家级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智能识别与动态评价平台。整合相关部委以及重点行业协会、产业联盟、领军企业的相关数据资源，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建立对产业卡脖子技术、前沿颠覆性技术、关键零部件断供风险的实时监测、智能识别与动态评估能力。二是推行重点领域需求资源场景化匹配验证机制。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新能源等国家战略领域，由政府主导或授权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搭建开放型技术验证平台，例如专业中试线、开源数据沙盒、模拟仿真环境。组织目标用户单位，特别是产业链下游核心企业和关键基础设施运营方，发布真实应用场景需求和具体性能指标。三是建立政企研金深度融合的需求响应网络。明确赋予国家级产业创新中心、国家实验室以及重点央企作为需求响应枢纽的责任和相应协调权限。探索在若干关键产业集群区域设立区域融合创新协调办公室，负责统筹地方政策、产业界核心诉求与本地科研力量的深度对接，建立从需求发现、任务分解、资源组织到联合攻关的高效直通机制。
2、打造跨域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强化人才引育与激励机制。针对关键核心技术复杂度高、融合性强的特点，必须打破学科、行业、所有制壁垒，形成不同产业领域的创新联合体。一是推行创新联合体契约化运作与利益共享机制。制定并推广规范化的创新联合体章程模板，要求核心成员单位，特别是牵头龙头企业和核心科研机构，签订具备法律效力的合作协议。协议须清晰界定技术目标分解路径、各方资金投入比例、知识产权归属规则与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方案，明确设立对核心科研人员的激励预留池。推广采用里程碑拨款加后补助，并结合项目成果转化后净利润提成返还的资金支持模式，强化成员共同分担风险、共享收益的责任与动力。二是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领域实施人才特区政策。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重点研发计划以及创新联合体框架内，全面实行关键技术总师负责制或首席科学家负责制。赋予总师或首席科学家在技术路线选择、项目期内跨单位核心人才借调组建团队、以及科研经费灵活调剂使用的更大自主权。三是健全中长期激励制度并深化科技评价体系改革。在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要求对核心科技人员实施股权、期权、项目收益分红权等中长期激励工具。完善相关税收政策，为科技人员在创新企业所获股权、分红等提供税收递延或减免支持。推动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改革人才评价制度，大幅提升对承担国家重大任务实际贡献、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成效、成果转化创造价值等关键指标的考核权重。
3、强化技术预见与金融创新，畅通成果转化与产业升级路径。面向未来，需系统性提升技术预见能力。一是构建国家技术预见中心，提升AI赋能的预见能力。高效整合科技部情报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及国内一流科技智库资源，组建国家技术预见中心。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挖掘、语义分析等先进技术，建立覆盖全球科技论文、专利、研发项目及产业动态的智能监测预警系统，推进AI for Science平台建设。定期按半年频率发布未来产业关键技术预见报告和颠覆性技术动态跟踪报告，为核心领域绘制技术成熟度曲线并提出具体战略布局建议。二是设立国家级科技攻坚引导基金并创新金融工具。培育耐心资本，由中央财政联合全国社保基金、大型国有银行等战略投资方，共同发起设立千亿级规模的国家新质生产力攻坚引导基金，明确其专注于集成电路装备、前沿生物技术、量子计算、未来材料等硬科技领域的长期股权投资功能。三是构建系统化的中试熟化与产业化加速支持网络。在核心产业集聚区投入资源大规模建设或升级一批具备公益性质、面向社会开放的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工程验证中心和专业中试基地，政府提供建设和运营补贴支持。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单列成果转化与规模化验证专项基金，重点支持创新联合体完成技术熟化提升、工程样机开发、小批量试产和用户场景验证。
4、优化创新生态，实现关键突破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正向循环。新型举国体制不仅关注“点”上的突破，更要注重“面”上的协同与“体系”的健康。一是实施新质生产力领军企业灯塔牵引计划。聚焦集成电路、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领域，遴选一批已在关键环节实现自主可控并具备强大技术溢出效应的行业领军企业。授予其新质生产力领军企业称号，鼓励并支持其主导构建行业开放创新平台，主动发布未来技术需求路线图，面向产业链释放开放性供应链订单。二是建立跨部门跨区域协同评价与督导落实机制。构建覆盖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立项、执行、验收及成果转化应用全生命周期的监测评估与闭环管理机制。设置关键核心技术成果转化率、战略性产品国产化替代率、新兴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等量化指标，并将其纳入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三是推动数据资源安全有序开放共享与深度融入全球创新。支持组建国家科学数据中心联盟，有序推动非涉密的重大科研设施共享和科学数据开放，为前沿基础研究与跨学科协同创新提供基础支撑。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与服务网络，设立国家层面统一的知识产权侵权举报投诉与快速维权响应平台。在保障国家安全和技术安全可控的前提下，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支持国家创新联合体牵头组织或实质性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与国际标准制定，灵活运用国际通行规则吸引集聚全球顶尖科技创新人才。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型举国体制下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目标、主攻方向与对策研究”(23AZD038)的研究成果，作者戚湧，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卓越教授、数字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江苏省苏科创新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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